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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10月20日 星期五

项圣谟
发表时间:2005-5-27 11:52:47     文章来源:中华项氏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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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图为项圣谟《放鹤洲图》)
    项圣谟--文人画家[明]
  在明末清初名家辈出的中国画坛上,项圣谟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人物。他遗留下来的绘画作品,在全国各地博物馆均有收藏,也有不少流散到了国外,传世或见于文献记载的总数约在六百余幅以上。他的作品,数量多、质量高、画风独特,其艺术技巧,在当时不亚于第一流画家。更为突出的是他的作品具有思想内容和时代的气息。

  项圣谟,初字逸,后字孔彰,号易庵,别号有胥山樵、存存居士、醉风人、大酉山人、莲塘居士、烟波钓徒、松涛散仙、逸叟、狂吟客、鸳湖钓叟、不夜楼中士等等,浙江嘉兴人。

  嘉兴项氏,是一个大家族。从项圣谟的一方“大宋南渡以来辽西郡人”印章来看,嘉兴项氏的先祖原是北方人,是在北宋灭亡时逃难到南方定居的。到明代中期以后,在这个家族里有不少知名人物,或以高官显爵,或以文学艺术而见于记载。项圣谟的五世祖项忠,是正统时的进士,官至兵部尚书。伯祖父项驾寿,是嘉靖时的进士,也官至兵部郎中。

  祖父项元汴,字子京,号墨林山人,是有名的古书画大收藏家、鉴赏家和书画家。项子京的性格很特别,对于科举考试很冷淡,万历时征他出来做官,他也不去;而对古代的文物却有特别的嗜好。他所收藏的古代法书名画,以及鼎彝玉石,甲于海内,其数量之多,质量之高,不惟当时,就是在后代,也无人能与之相匹敌。现在我们能看到古代传世的法书名画中,有许多是经他手收藏过的。他曾经得到一张古琴,上面刻有“天籁”两字,于是便把他储藏古物的房子,取名叫“天籁阁”。

  项子京有六个儿子,名字叫德纯、德明、德新、德成、德达、德宏。董其昌称:“元汴六子,或得其书法,或得其绘事,或得其博物,而季(德明)得其(忄享)行。”项圣谟的父亲项德达也是著名的收藏家和画家。

  项圣谟出生在明代万历二十五年丁酉(1597年)阴历八月十八日,这是他的祖父项元汴去世后的第八年。项元汴临终前,将其平生所收藏的古书画及其他的古器物,分给了他的六个儿子。项圣谟的父亲也自然能得到一份。项圣谟在明崇祯四年(1631年)临摹过著名的唐代画家韩(氵晃)的《五牛图》。《五牛图》项元汴曾经收藏过,其上有他的题记和许多的收藏印记。很可能这幅名迹,就是元汴死时分给他父亲的,后来归了项圣谟收藏。今《五牛图》上有“考古证今”一长方印,是不是项圣谟加盖的呢?待考。

  由于项圣谟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,受到家庭环境的薰陶,他从小就十分喜爱书画艺术,经常写字画画。他也曾寄希望于科举仕途。由秀才而荐举到国子监读书,是一名太学生。但是,他的志向却象祖父,更大的兴趣在诗、书、画的学习和创作上。他在三十三岁时所创作的《松涛散仙图卷》的自识中,回忆少年时的情景:“余髫年便喜弄柔翰,先君子责以举子业,日无暇刻,夜必篝灯,着意摹写,昆虫草木,翎毛花竹,无物不备,必至肖形而止。”父亲在世时,他已经是这样的了。父亲死后,他就更无所顾忌地朝着自己志趣的方向发展。

  现在我们能见到的项圣谟最早的作品,是他二十四岁时所创作的《松斋读易图轴》和《山水兰竹册》。仅从艺术技巧来看他这时的创作,虽然在笔墨功夫上,不可避免的有着青年人嫩弱的特点,但已是出手不凡。如果他不是在少年时期狠下过一番苦功夫,长期地进行艺术创作的实践,二十四岁是不可能达到这样成熟的水平的。二十六岁至二十九岁时所创作的《画圣册》,被当时称之为赏鉴家巨眼、文坛领袖式人物董其昌看到后,大加赞赏。董氏在画册中题跋说:“古人论画,以取物无疑为一合,非十三科全备,未能至此。范宽山水神品,犹借名手为人物,故知兼长之难。项孔彰此册,乃众美毕臻,树石屋宇,皆与宋人血战,就中山水,又兼元人气韵,虽其天骨自合,要亦工力至深,所谓士气、作家俱备。项子京有此文孙,不负好古鉴赏百年食报之胜事矣。”董其昌的评语,除了对项圣谟的绘画艺术评价之外,另指出两点是非常重要的:
  其一,指出项圣谟之所以获得成功,除了天分,重要的还是功夫;
  其二,他祖父的收藏书画,使他能见到古人的名迹,得以临摹学习之便,也帮助了他在艺术创作上得到成功。项圣谟对他的祖父是非常崇敬的,并以此引为自豪,他曾经刻有一方印章叫“天籁阁中文孙”,我们可以在他的作品中经常见到。

  据《松涛散仙图》卷后项圣谟自己的题跋中说,他曾经在明崇祯元年(1628年)时,“经齐鲁,出长城,历燕山,游妫川,又入长安,凡九阅月”。又有诗写道:“偃息松涛一散仙,葛中挂壁自闲眠,窗前有竹聊医俗,不到长安已十年。”这就是说,他在崇祯元年到“长安”(当时明王朝的都城北京)之前的第十一年,即明万历四十六年(1618年)他二十二岁的时候,还到过一次北京。

  那么,他两次入京是去作什么呢? 我们猜想,第一次他可能是到国子监入学读书,而第二次,按他所临的《五牛图》后李日华的题跋“顾孔彰名家子,(钅舌)锋伟度,出而宣力国家,为天子绘九章法服,斟酌楷定太常礼器,乃所优为”云云,很可能他这一次到北京是专为皇帝描绘衣服上花纹图案的。按李日华,字君实,号竹嫩,嘉兴人,是项圣谟妻子的伯父,这时正在北京作太仆寺少卿。项圣谟到北京也可能与他有关系。

  项圣谟两次到北京,居住的时间都不长。第一次入国子监为太学生,可能是自动离开的。因为太学在晚明已见弛废而不受重视,由太学生而走向仕途的前景不大。而且他对晚明时期的政治,已有他自己的看法,不愿意去做官,更何况太学生出来,在那时也只能做一个州贰佐官。第二次他仅只是为完成一定的任务,加之这时他因骑马不慎,把右臂给摔伤了,所以很快便回到了嘉兴老家。 

  “难忘天下忧”

  项圣谟回家之后,完全沉浸于诗文书画的创作之中,倾注着他毕生精力。虽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,然而,也包含着社会的政治原因。明天启五年至六年间他创作了一个山水长卷,命名为《招隐图》,同时还创作了二十首“招隐诗”。据他自己说是因读到了陆机和左思的“招隐诗”而有所感触,将“借砚田以隐”。是什么感触呢?从他的“招隐诗”中,可以透露出一些消息。其第二首诗写道“谁谓幽居僻,荜门稀往还。但疏迎送礼,而绝笑啼颜。不是高眠稳,只因结想闲。利名能勘破,荣辱总无关。”第十一首诗写道:“谷口无人迹,清辉扬素流。岩花占岁月,洞草辨春秋。阴壑口丹穴,阳林被翠裘。由他轩冕客,颜膝事王侯。”第十八首写道:“白沙走急濑,何事若奔忙。昼夜分千派,浊清同一源。洁因无混洁,浑以合流浑。不记沧浪水,曾歌自取言。”这些诗句以“官场”作为对立面,赞美“幽居”生活,抒发了他的感慨,可以看出他对“官场”的基本观点,联系他所创作的年代,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它具体内容。

  在明代天启年间,明熹宗朱由校昏愦无能,整天寻欢作乐,不事朝政,大权全部落到了宦官魏忠贤的手里。为了把持朝政,魏忠贤一方面私结党羽,引用其亲信家人,封侯进爵,置之要路。一些无耻的官吏,向他们卖身投靠,倍受重用,一时在其手下有所谓“五虎”、“五彪”、“十狗”、“十孩儿”、“四十孙”之目,朋党为奸,祸国殃民。另一方面他排斥异己,打击朝臣,大兴冤狱,利用他的亲信党羽和特务组织,对全国进行控制和血腥镇压。闹得朝野上下,乌烟瘴气,人民敢怒而不敢言。在大兴冤狱当中,尤其对东林党人的打击最凶狠,牵涉面最广,只要不服从他们或者有私仇的,都可以东林党人加罪而置之于死地。

  东林党人的主要成员是士大夫阶层,而活动范围是在江南地区,这可能对项圣谟产生直接的影响。从这一历史背景出发,我们再看项圣谟的这些诗句就有具体内容了。他所说的“由他轩冕客,颜膝事王侯”,所指的不正是那些卖身投靠的官吏和魏忠贤及其党羽吗?“利名能勘破,荣辱总无关”,照理,出来做官,是获得名利的好机会,何以会受辱呢?这是指在黑暗的政治下,正直的官吏受到排斥打击,只有勘破利名,没有荣,也就不会受辱了。他不愿意强装欢笑去迎“宾”送“客”,更不愿意奴颜婢膝的去侍奉那些“王侯”。似乎完全看透当前官场的黑暗,居然喊出了“一日心不死,谁甘着钓蓑”(第四首前二句),可见他愤恨、感慨之深!

  然而,在“招隐诗”第一首的开头,他写道:“入山非辟世,端为远浮名。”明确地说出了他的“隐居”,并不是为了逃避现实和远离人境。这与一般自命清高的士大夫是有所不同的。可能包含着两层意思,一是不离开人们的社会生活,二是不离开明王朝国家。这两点成为了他今后“借砚田以隐”的基本态度。我们可以通过他一系列的诗画创作来作窥探。

  明天启四年(1624年)他创作有《甲子夏水图》,五年(1624年)创作有《乙丑秋旱图》,记录了当时江南地区遭受水、旱灾害侵袭的情况。这两幅图画,我们今天看不到原作了,但从董其昌、陈继儒两人的题跋中,可以看出他的创作意图。其董氏题跋曰:“水、旱二图,有藿衣蒿目之忧,更进于画,所谓山林经济,使伯时见此,必点头道好。”陈氏题道:“披水、旱二图,使人欲涕,此郑侠流民之遗意也。图中赈饥使者何在,请质之画谏孔彰。”由董、陈二跋,可以看出项圣谟创作此二图的用意,既表示出对人民遭受自然灾害的同情,同时也是对当时朝廷的讽谏,以抨击魏忠贤把持朝政,使民不聊生。

  项圣谟对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,对人民的疾苦生活非常关心,并把这种关心,通过绘画创作表达出来,这在中国古代画家中,尤其在文人画家当中是难能可贵的。崇祯五年(1632年)江浙一带发生了严重的旱灾。据《明史》“五行志”记载,这一年“杭、嘉、湖三府,自八月至十月,七旬不雨”“淮、扬诸府饥,流殍载道”。可见这一次灾害的严重性。其实,杭、嘉、湖王府从五、六月开始,已经出现严重旱象了,《明史》所载并不完全。这一年的六月,项圣谟创作了一幅《六月鸣风竹图》,明确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和当时人民的生活状况;并在画中题诗道:

  (—)
  六月鸣怪风,发发几昼夜。松梧不绝声,何曾似长夏?
  (二)
  三年苕始华,旱魃复为虐。无力御狂风,新蕊多吹落。
  (三)
  皦日何炎炎,大风何冽冽。石背幽草黄,北窗青竹折. 、
  (四) 
  碧天飞绛云,虹影见还灭。怒目射虹光;渴欲饮虹血。
  (五)
  虫虫积气隆;赫赫余威赤。青苗叶半黄,饷妇颜全黑。
  (六) 
  云汉夜昭回,彗星照庭户。酣歌冰帐人,谁知田畯苦。
  (七)
  日()土云崩,田中耘者死。万姓皆惶惶,官府诚祷祀。从这些诗中,可以看出项圣谟对劳动人民是寄予同情的,对人世间不平等的现象表示愤慨,也对官府拿不出半点办法来解决灾荒予以抨击。在第四首中,他居然敢于“怒目射虹光。渴欲饮虹血”。“虹霓者,阴阳之精”,在这首诗里是作为自然灾害的象征,他射之以怒目,而欲饮其“血”,表现出不信神不信邪的气概。

  崇祯年间,不但自然灾害比天启年间更为频繁和严重,而且政治和经济方面也一天更比一天混乱和不景气。崇祯皇帝朱由检虽然企图振作,把魏忠贤的势力打击下去了,但是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仍然激烈。连年的灾荒和饥馑,老百姓处于生死线上,政府不但没有任何赈灾措施,反而加捐加税,更残酷地向人民进行搜刮。在逼迫得走投无路时,人民只好奋起武装反抗,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。

  与此同时,占据东北的后金(清)势力已完成了内部的统一,正虎视眈眈地窥伺着关内明王朝的土地。崇祯二年(1629年),清兵突过长城,进围北京,京师戒严。在这危急关头,明政府却中了清兵的反间计,杀死了督师蓟辽的兵部尚书袁崇焕,等于自毁长城。崇祯十一年(1638年)九月,清兵侵入墙子岭,总督蓟辽兵部侍郎吴阿衡死之。十一月,清兵攻克了高阳。面对这一系列的繁复的政局变化,项圣谟忧心忡忡。特别是清势力的发展与威胁,使他感到忧虑。崇祯十一年的冬天,他创作了一套《杂画册》,其中第二幅画着一个官吏坐在那里观看两只公鸡在斗架,画上题诗道:“此老杰然坐大(阝是),凝眸袖手气成霓。至今虏事无奇策,那使闲情看斗鸡。”这里项圣谟所抨击的“此老”,不是一般的官吏,而是朝廷中的决策人物。

  当时任兵部尚书的是杨嗣昌,当清兵侵入墙子岭时,杨嗣昌极力主张和议,并戒诸将不要轻战,致使前线吃败仗,丢掉了许多城池。杨嗣昌之所以主张对清和议,是想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农民革命的镇压。如果我们从这历史事实来理解项圣谟的诗意,那么他的主张,正是要把主要力量用来对付外族的侵略,而不是对内的斗争,包括统治集团的内部纷争和对人民的镇压。

  崇祯十四年(1641年),清兵再度大规模的进攻,明朝的边防重镇锦州失陷了,蓟辽总督洪承畴被活捉,投降作了汉奸。明政权同时受到农民革命和清兵的两方面威胁。在这一年项圣谟所创作的《山水花鸟册》中,他又把三年前所作《斗鸡图》重画了一遍。去掉了观看斗鸡的官吏,画中的题诗,内容亦有所变化。他的题诗写道:“边廷未罢兵,山鸡亦好斗。鼓气以司晨,岂顾北门守。山家自有太平年,只合栖迟乐缶笾。厨下岂容鸡斗惯,屋头可使雀时穿?”显然他说的“山鸡”是指的农民革命军了。

  在他看来,应当终止这种斗争,来共同对付清的侵略。“山鸡”应当安分守已,在缶笾寻得快乐;这是他思想保守落后的一面。但是他也认为,在屋檐底下,也不允许那些燕雀们去筑巢穿飞。他使用了屈原的诗句“燕雀乌鹊巢于堂”的典故,显然指的是在朝的奸佞之臣。当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都同时激烈时;他把民族(在当时是国家之间矛盾)看得更加重要,主张缓和阶级矛盾,共同挽救民族的危亡。

  就在这同一画册中,在第一幅上,项圣谟画了一丛萱花,并题诗道:“中庭日虚朗,写此欲何求。总见宜男色,难忘天下忧。萱草,亦称宜男草,又称忘忧草,人们画它是用来表示对父母的孝顺的。在这里,项圣谟借以抒怀,不是他个人家庭,而是对整个国家民族的无限忧虑。从他又在此册中第五幅画的螃蟹题的‘胡尘未扫,鱼肠鸣匣,公子无肠,亦具坚甲”诗中,可见他忧虑民族的命运。

  “孰信狂夫早与俱”

  明朝的败亡,势在必然,内部腐朽、官场黑暗,这是项圣谟早已看透了的。又加上农民的武装革命和清兵的步步紧逼的双重打击,就象一堵即将坍塌的败墙,是扶持不起的。崇祯十四年(1641年),他创作了一套《山水册》,在第一幅《郊南晚色图》中,他题诗道:“雨过郊原,南亩乍绿。槁色未除,夕阳还烛。何是炊烟,谁深沐浴。时既昏昏,下民无告。”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。在第四幅《老树鸣秋图》中,他画了两棵枯老的树,被一阵秋风吹起,落叶纷纷而下,有的落在地上,有的飘没在水中,景象凄凉。他在画上题诗道:“老树鸣秋到枕边,起来落叶满前川。未随浪去非留恋,岂道江南别有天?”他以老树象征着明王朝,而以树叶象征着百姓。百姓离开国家就象树叶被秋风吹落离开树枝一样。从当时的国内形势来看,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,已经扩展到了陕西、河南、安徽、山东、湖北、四川等省,这些地方的老百姓都起来造反了。而江南地区的江浙一带,似乎比较平静,但是项圣谟指出,江南地区并非别有天地。老百姓没有随着农民革命的风暴和时代潮流而去,就象落到水里的树叶一样,并非对树枝有所留恋,只是时间的迟早而已。

    对于项圣谟这样一个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来说,明朝的覆灭,自然难以忘忧。“自写隐居后,乾坤日月残。图中谁面目,影里汉衣冠。若按江山景,何时复旧观”。“自写隐居心,如梦到如今。故国危亡久,孤臣离乱深。终朝犹度岁,长夜几呻吟”。可见其忧愤之深,但他又无可奈何。唯一的态度是洁身自好,坐观以待变。早在崇祯十三年(1642年)他创作的一套《山水册》中,画了一幅“山不动”的山水画,并题诗说:“遇云兴而观变兮,山屹然而不动。因观变以知时令,动静曷云非梦。乃即幻以求幻兮,亦惟人间是讽。”

  “变”,终于到来了。崇祯十七年(1644年)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革命军于阴历三月十九日攻进北京,崇祯皇帝朱由检见大势已去,自缢于煤山(景山),这个消息很快便传到了江南。当项圣谟听到这个消息时,他非常悲痛。尽管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到来,同时对朝中的政治没有什么好感,对明政权也失去了信念,但毕竟他的祖辈是在明王朝发迹起来的,加之他所接受的是封建文化的教养,所以对于当朝总是忠心耿耿的。为了表示他对明王朝的忠诚,他创作了一幅自画像,画着自己抱膝而坐,背倚靠着一株大树。肖像部分全用墨笔白描钩出,不用色彩,而大树及远处的山峦,则全用(石朱)色。他借用“朱”、“(石朱)”的谐音,表示自己永远是明王朝的人。在落款当中,还特别写上自己是“江南在野臣”。还题有两首七言律诗,

  其一:剩水残山色尚朱, 天昏地黑影微躯。
          赤心焰起涂丹?, 渴笔言轻愧画图。
          人物寥寥谁可貌? 谷云杳杳亦如愚。
          翻然自笑三招隐, 孰信狂夫早与俱。

  其二:一统清癯色自黛, 全凭赭粉映须眉。
          国?人面多容饰, 别染烟姿岂好奇。
          久为伤时神渐减, 未经哭帝气先垂。
          啼痕虽拭忧如在, 日望升平想欲痴。

  诗中所说的“三招隐”,即他所创作的三卷山水诗画《招隐图》。其第三卷《招隐图》就是在这一年的正月创作的。“翻然自笑三招隐,孰信狂夫早与俱”,说明他早就有这个思想准备。在这里,有一点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和研究,即在这一诗画当中,尽管项圣谟一再表示出他对明王朝的忠诚,但对农民革命以暴力推翻明政权,却未加任何的评论。在这以前他的所有评及时政的诗文中间,也未有言及被当时统治者所称为的“流寇”、“闯贼”等。他虽然不赞成农民革命,认为应当从民族的危亡出发,共同对付北方清兵的侵入。但他也不是谩骂农民暴动,相反,对于农民在遭受自然灾害当中的痛苦生活,寄予同情,而对于官吏的腐败和富豪的侈奢,却给以抨击。他之所以早料到明王朝总会有灭亡的一天,不只是看到了老百姓纷纷起来造反,同时也看到了朝政的黑暗所必然要引起自身的坍塌。他在诗中呼喊道“时既昏昏,下民无告”,和他采取隐居的生活,正是他对明王朝绝望心情的表露。

  “翻盆易地志不移”

  形势在起着更加剧烈的变化,项圣谟最担心忧虑的清兵入侵,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来了,全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。李自成的农民革命军占领北京没有几天,汉奸吴三挂即引清兵入关,李自成到山海关亲自指挥战斗失利,于四月甘八日撤出北京,第四天,即五月二日,清军占领北京,接着大举向南方进击。全国由原来的激烈的阶级矛盾,一下子转变为激烈的民族战争。

  第二年,即清顺治二年(1645年),清兵残酷地摧毁扬州之后,于五月十五进入南京。对江南人民的反清斗争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和劫掠。阴历的闰六月,清兵攻破了嘉兴府城。项圣谟的堂兄弟、前明蓟辽守备项嘉谟不愿降清,带着两子和一妾跳天心湖而自杀了。项圣谟的家里遭受到了抢劫,他祖父所遗传给他们兄弟的古代法书名画以及其他古物,有的为战火所毁,有的为清兵所掠,其中清兵千夫长汪六水抢劫得最多。这时项圣谟则仅仅背负着他的老母亲及妻子逃难到了嘉善县。

  后来,他在《三招隐图》卷的题跋里追忆这一段生活时说:“明年(1645年)夏,自江以南,兵民溃散,戎马交驰。于闰六月廿有六日,禾城(嘉兴)既陷,劫灰熏天,余仅孑身负母并妻子远窜,而家破矣。凡余兄弟所藏祖君之遗法书名画,与散落人间者,半为践踏,半为灰烬。”面对国破家亡,项圣谟的满腔悲愤的心情是难以抑制。尤其是异族的统治,更增加了他对故国的怀念。他时常借助诗画,把他满腔的悲愤倾泻了出来。清顺治三年(1646年)他画了一幅《秋山红树图》,画面大树林立成丛,树叶红黄黑白相问,斑斑点点,如泪如血,他题诗写道:“前年未了伤春客,去岁悲秋哭未休。血泪染成林叶醉,至今难写一腔愁。”这一年,他还给他的朋友胡幼蒋画了一套《写生册》,其中的第五幅画着一株古松,蟠曲虬结,象是饱经风霜雨雪之后挣扎着生长起来似的,有着一种顽强的傲岸精神,画上题道:“幼?有盆松,古怪之极,余喜而图之,翻盆易地,志不移也。”他以古松自喻,岁寒不凋、坚贞不二。

  清政府对汉族及其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,经过大规模的武装血腥镇压之后,终于巩固了下来。在清政府采用武装手段的同时,也采用着收买、笼络的怀柔政策。当清军进入南京的时候,清军统帅和硕豫亲王多铎,就在南明弘光小朝廷中,选取了三百七十三名明朝官吏,授予清王朝的官职。对于汉族的前朝官吏、文士,只要他们不是武装的对抗、愿意投降到新王朝作事,新王朝是容纳他们的。在这种怀柔政策之下,一些明王朝的旧官吏和文士,见大势已定,为了自身的利益,也就纷纷出来投向新的王朝了。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的人,却仍然坚持着自己的立场,或隐逸山林,或遁迹空门,抱着与新王朝不合作的态度,项圣谟就是其中坚决的一个。

  他不但见诸于行动,还以自己的诗画创作表现出这种精神以激励自己与朋友。他在清顺治八年(1651年)创作了一幅《天寒有鹤守梅花园卷》和扇面,画面上崦间竹树,茅堂静掩,曲篱中梅花盛开,有孤鹤戢羽其下。这不是一般‘的“梅妻鹤子”图,他以冲寒傲雪的梅花,和高蹈孤引的仙鹤,象征那些不肯向新王朝屈膝的人们,也是表明他自己的心迹。在这一幅画上,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所加盖的三方闲文印章,印文其一是“大宋南渡以来辽西郡人”;其二是“皇明世胄之中嘉禾处士”;其三是“天籁阁中文孙”。前两方印章,在他的作品中,仅见于这一幅,而这一幅画没有上款,可见不是送人的。将这一幅所画的内容与这三方印文相联在一起,其用意更为明显。我们知道,北宋正是灭亡在金人手中,而如今的清,正是金的后代子孙。项圣谟在印文中提出他的祖先,可见他对清的亡明,所记仇恨之深。

  自从明朝灭亡之后,项圣漠从不在自己的画上署以朝代的纪年,仅署干支。据我所知,他最后一幅冠以朝代纪年的作品,是他在崇祯十六年九月所画的一幅《菊竹图》扇面,落款写“崇祯癸未重阳后一日”,自此以后,到他临终前的十五、六年间,无论是传世的作品,或见之于著录的作品,都未见他冠以清代顺治的纪年,这不能说是偶然的现象。

  清顺治十五年(1658年)的五月,项圣谟还创作了一幅《花学果图轴》,而就在这一年,这个对人民有着深厚感情,并有强烈民族思想的诗人、画家与世长辞了,终年六十二岁。前一年(1657年)他还曾到苏州一带旅行,并有许多作品问世,他创作精力还十分旺盛,很可能他是得了重病而死的。死后,他的同乡好友曹溶(字秋岳,号倦圃)有挽诗写道:“狼藉江南麈尾春,井床梧影碧嶙峋。风前无复闻长啸,真作荆关画里人。”对他的死,怀着无限的惋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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